亲历拐卖儿童重灾区
大山沟里的“拴住”们
2001年12月下旬,山东某地一个村口。午后的阳光无力地照着,有冷风凛凛地袭来。
在从有关渠道得到临沂警方破获特大贩卖人口案的消息后,记者就感到事态的严重,采访活动也随即展开。
出发前,某地一个朋友打来电话,他说:“来吧,到我们这里看看。”
长途客车穿行了两个多小时,记者已经置身在莽莽的大山里了。
脚下的这个村子,近年来,村里的男孩多了起来,据好事者估算,学龄前儿童的男女比例已经达到了2:1,并呈上升趋势加速变化。与之相反,“绝户头”(当地人对无儿户的蔑称)的数量却呈下降趋势。原因何在?知情人透露:有本事生的自己生,没本事生的花钱买。
“花钱买儿子?这个事儿可不新鲜。十里八乡的你转一转,访一访,哪个村子没有买来的孩子。”村头晒太阳的一位老汉说。他抬起一双浑浊的老眼打量了一下,很为记者的无知不屑。据他说,在这里以及周边的很多地方,村子里买来的孩子像庄户人家裤裆里的虱子一样多,那些取名叫什么“拴住”、“留住”、 “留根”、“保全”什么的,多半都是买来的。“你仔细端详端详,那些小孩哪里像他们的爹妈呀?”
为什么买?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呗!没儿的能在老少爷们跟前抬起头?争地边子打架,人家骂你一句‘绝户头’,你死的味儿都有!”老人说完,自顾自地闭上了眼睛。
其后的几天里,记者辗转几个区县采访,老人的话一点点地被证实了。更有甚者,有一个1000多口人的村子,从二十好几的“老拴住”,到几个月的“小拴住”,竟有30个之多。他们中有的已经娶妻生子,有的已经读到高中,有的还在咿呀学语,共同的一点是,他们在乡亲们的眼里,永远是另类。罪恶的交易已经给他们烙上了毕生难以消除的印记,村里人对本村买来人口的名单就像自家的自留地那样熟悉。
而当他们长大成人,一旦知道了自己的身世,多半情况下,又一出人间悲剧便开演了。某村一张姓人家的“儿子”在一夜之间,辞别白发养父母,携妻带子投奔亲父母而去。他们,本不属于这块土地……
倪萍的眼泪为谁而流
2001年12月底,中央电视台第三频道《聊天》栏目演播室。透亮的灯光下,主持人倪萍眸子里有泪光闪烁。
是什么拨动了人们心灵深处的那根弦?是什么让他们如此悲戚与辛酸?据国家有关部门透露的数字说,警方在前年开展的“打击人贩子,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”的专项斗争中,共破获案件11万起,解救被拐卖儿童14000名。巨大的数字背后,掩藏着多少人的血泪?
在采访中,记者最不忍见的,是失踪儿童家长那一贫如洗的家庭、失子之痛的哭诉和那一双双期待的眼睛。
得知记者要做打拐、寻亲方面的专题,40多岁的农民杨世金打来电话求助。整整10年了,流逝的岁月抹不去他失去亲子的创伤。
杨世金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,1991年是他今生中最为悲痛的一年,这年初,他的妹妹和心爱的妻子先后遭遇不幸,从此他与年仅5岁的儿子杨久军相依为命。
5月18日这天,儿子活蹦乱跳地上学去了,不想一去无回。10天后的一个夜晚,杨世金跳河自杀,被细心的邻居发现救起。
从此,一贫如洗的他踏上了漫漫寻子之路,这一寻就是整整10年。从新疆到内蒙古,从成都到南充,他度过了流浪的十年。他经常彻夜难眠,冥冥之中直觉告诉他儿子还活在人世,今年已整整15岁,应该读初中了吧……电话那头的他已经是泣不成声。
狗日的人贩子
每当看到人贩子落网的消息,总是让人拍手称快。在到达采访地之前,记者却装了满腹的忧虑与疑问。
关于临沂警方破获特大贩卖人口案的报道说,犯罪嫌疑人邢文彪是内蒙古呼和浩特人。1990年曾因参与贩卖儿童被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15年,两年后转至内蒙古服刑,后保外就医。其后,他非但贼心不死,反而更加丧心病狂,伙同妻子薛某继续从事贩卖人口活动,8年间共贩卖幼儿120多名。
2001年7月20日,犯罪嫌疑人周云祥等在把从邢文彪处花7000元买到的一名男婴卖到苍山时,被巡逻民警查获。警方顺藤摸瓜,很快便掌握了邢文彪夫妻的犯罪事实。不想邢氏行迹诡秘,闻声潜逃。警方遂进行了网上追逃。11月29日,从内蒙古方面传来消息,疑犯已经落网。临沂警方奔赴内蒙,于12月 2日凌晨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押回临沂。至此轰动一时的贩婴大案成功告破。
一伙人贩子落网了,而他们所造成的灾难却远未结束。尽管有关方面并没有给出其贩卖婴、幼儿的确切数字,但可以想像,有多少个孩子因为他们颠沛流离,有多少个家庭因为他们妻离子散?
这是一桩丧尽天良的交易,这是一个灭绝人性的勾当。此前据有关媒体对另一伙人贩子的报道说,人贩子越来越损,贩卖前要先给被拐卖儿童搞培训——“洗脑”。即对所拐儿童进行培训,每次诱骗到儿童,就送到学校接受强化训练1至2个月。被拐儿童不仅要接受技能和素质的训练,最主要的是要能忘旧,到了买主家就能喊爹喊妈。
更有甚者,据说,人贩子们大都用皮包或者行李箱托运被拐婴儿,历经长途跋涉,有些孩子花样的生命便在他们的手里枯萎死去。
罪恶何以终结
据调查,我省作为拐卖人口流入大省,打拐任务历来都十分艰巨而繁重。被拐儿童的啼哭像警钟一样在我们耳边长鸣。
在采访这个专题的日子里,一个问题不时困扰着记者:面对日益“现代化”的拐卖人口犯罪团伙,我们究竟拿什么与他们斗?
记得在2000年“打拐第一案”破获时,警方根据掌握的情况,在概括陈其福犯罪家族的特征时,特别提到:“这是一个职业性犯罪集团,盗抢儿童从租车作案到自购汽车犯罪,形成了从‘找货’、‘藏匿’、‘贩卖’到‘中转’的儿童‘供销一条龙’,其犯罪行为日趋完善,更显诡秘”。
毫无疑问,与人们通常印象中人贩子如乌合之众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传统“定位”不同,陈其福们确实已经“进化”得很是出人意料了。
然而,很多时候,我们却对此有些无能为力,可以说防不胜防。某市公安局打拐办的一名警官分析,相对于其他刑事案件,拐卖儿童案算是破获难度较大的一种。幼童消失在人口密集区,案发偶然,加之多半为流动人口向流动人口下手,基本毫无线索可言,往往连提供目击线索的人都难以找到。与此同时,目前的侦破手段,仍只能是调查、守点、顺藤摸瓜等“老三篇”,当然会遭遇“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”的尴尬。
民警们承认,迄今,至少从纯粹的“技术”角度而言,尚未找到遏制拐卖儿童案发生的有效手段。不过,从“战略”的高度,几乎每个民警都能开出自己的“药方”:教育、防范、打击三结合,综合治理,而重点在前两个环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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